台湾的住宅自有率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近五年都维持在85%左右。根据2016年第四季度的官方住宅价格报表，全台湾的房贷负担率为38.34%，这意味着房贷约占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一。和东亚其他发达的经济体相比，这并不是非常高的比重。但是，台湾岛内的地区差异很大，台北市的房贷负担率高达62.48%。论工作机会、薪资水平等个人发展需求，很多人不得不生活在“大台北地区”（即以台北市为中心的台北、新北与基隆地区），选择“以租代买”的居住模式。

　　在热门的租房网站591上，除了完整的家庭户出租外，更多的是面向打工者和学生的“雅房”或“套房”。“雅房”指的是需与人共用卫浴的单间；“套房”指的是自带卫浴（通常狭小简陋）的单间。

　　还有一类房型，韩剧里很常见的那种“顶楼加盖”，租金便宜，但居住品质较差。

　　今天夏天的一则新闻引发全台热议，有位房东将狭小的阳台装上空调，地上铺一床棉被，改造成有隔板的“雅房”。因地处台湾大学附近，交通和生活机能极优，即使定价月租金新台币5000元（约人民币1100元），也顺利租了出去。

　　不过总体而言，对一般的工薪阶层来说，台湾的房租并不贵。不动产资讯平台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平均租房面积约95平方米的条件下，2016年全台平均月租金为新台币9928元（约合人民币2200元），如果在北京，这个价格大概只能租到三环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次卧。

　　低廉的租金价格让房东必须亲自操持租房事务，以此免去中介费用和不透明的成本。这造就了租房经营者的分散状态，他们的经营规模小，租金投资回报率低。就算是在寸土寸金的台北，房东的租金投报率仅为1.57%。为了弥补投资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回报率的不足，房东一般都以无偿的劳动来自行管理租房，租金不报税也成为常态，由此导致出租登录信息不全，致使纠纷发生时，房东和租户都得不到有效的权益保证。

　　2014年，台北市仁爱路的高级住宅大楼前，聚集了超过100个民间团体，抗议居住不正义，要求官方正视居住人权，其中就包括“扩大租屋市场/制定租赁专法”的要求，主要由民间组织如“崔妈妈基金会”和“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Organization of Urban Re-s, OURs）提出。

　　这两个组织源自“无住屋者团结联盟”，在1989年，该联盟曾以“无壳蜗牛”为象征，号召上万人夜宿街头，发起“夜宿忠孝东路”的“无壳蜗牛运动”，以抵抗官方在住房福利政策上的软弱。

　　“崔妈妈基金会”已发展成为专门的租房协助组织，不但提供租房信息和政策说明，主导与配合社区营造工作，更着重于提供弱势者居住扶助项目，如陪伴看房、搬家补贴等等。

　　“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OURs）则结合规划与建筑领域专业人士，针对都市更新计划以来的空间改造行为和政策议题进行批判与倡议。

　　在民间组织的压力下，台湾陆续出台专门的租房扶助办法。例如，各县市都为条件困难者提供租金补贴，通常一个月新台币3000－5000元不等。当然，这方面的福利仅台湾本地居民可享受。

　　台北市从2011年开始开放申请出租型公共住宅，2011年至2014年，台北市按照规划兴建出租型公共住宅共计5000户，长期目标预计达到45000户，入住后首年租金为市价的八五折，表现良好者第二年以后可采用七折租金。其中，明确规定至少10%以上的住宅，应出租给具有特殊情形或身份者使用，其余的90%租给20岁至45岁的青年族群。

　　从概念上看，“公共住宅”其实就是目前在各地陆续推广的“社会住宅”，但不少研究者和政策倡导者都指出，“社会住宅”一词，容易引发社会偏见，将其同治安问题、身心障碍等被污名化的标签联系在一起，使“社会住宅”被视为城市贫民窟的同义语。

　　台北市在推行出租型公共住宅的过程中也遇到同样的压力，如2015年，龙山寺地铁站附近的570户公共住宅开放申请，同社区的原住户聚集反对，认为这个举措让社区生活品质变差，导致房价下跌。

　　除了在租房扶助上提供空间规划的公共保障，空间中人与人的连结也成为租房公共福利考虑的重心。位于台北的“玖楼”团队凭借对“共居”概念的现实推进，在短时间内积攒了大量人气，还获得台北市“社会企业推广服务计划”的辅导支持，也与新北市城乡局合作推广共居计划。

　　和时下热门的共享经济模式对物品、空间公共性价值的再利用相关，“玖楼”团队执着于在拥挤的台北市开拓“共同居住空间”。团队成员皆为不到30岁的年轻人，寻找老旧的公寓，向房东取得管理权，进行公寓内部空间的重新划分。在每个租客单独的居住空间之外，公寓内部必须留足公共活动的空间，并鼓励租客组成相互协作、共同生活的社群。

　　靠着在年轻人中推广基于身份认同和文化行动主义以“重新建立对家的想象”，“玖楼”团队积累了很多粉丝，每次释出新床位，都会吸引大量申请者。“玖楼”还规定了租户必须来自不同国籍、性别、族群、专业背景，和另一个团队Borderless House的方案类似，这个团队要求租户必须一半是台湾人，一半是外籍人士，体现学生公寓国际交流的思路。

　　与Airbnb不同，“玖楼”的“共居”思路鼓励长时间的参与，而非走马观花式的即时体验。“玖楼”团队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实体运营的服务平台，为房东管理闲置的空间，招纳房客，并利用公寓空间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

　　一些报道已经指出“玖楼”团队目前身处法规模糊地带，为它的发展带来不小的挑战。这种服务性的管理样态涉及多方，既触及房屋中介的运营范畴，也参照了观光旅馆或民宿经营的部分模式，但又不全然属于以上任何一种盈利方式。

　　在台湾，与“玖楼”一样着眼于“共居”概念的团队还有“共生实验室”、“角隅共生空间”、“102共生空间”等，多位于大学附近，租金合理，供不应求，感兴趣的申请者争相报名。

　　随着台湾社会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老人租房需求被纳入讨论和执行的范畴。1990年代，官方曾兴建专供租赁的健康老人公寓，民间财团也陆续推出老人住宅，如北投的“奇岩居”、淡水的“润泰生活新象”，以及租金较低廉的长庚养生村。

　　但这些民间财团出资建设的老人公寓皆因入住率和管理问题而难以良性运营，或调整服务方向；而官方部门管理的老人公寓因租金高于市价，也并未得到广泛的推广。上述提及的官方出租型公共住宅，90%皆供给45岁以下的青年族群；在一般的租房市场上，一些房东因担心惹麻烦，也不愿意租给老年人。有租房需求的老年人，面临老无所依的绝境。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黄千桓的硕士论文《无壳老蜗牛的生活实况：从一栋出租公寓看老年租屋者的居住状况与问题》以台北万华区一栋非公营、非财团所有的民间出租屋为样本，访谈调查了里面租户的生活状况，用近乎白描的方法勾勒出贫困老人的居住艰辛。

　　这里生活了33位60岁以上的老人，既有相伴共居一室的，也有单身独住的，其中有4户居住在地下室。作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之所以这栋公寓会租给老人，一方面是房东的意愿，“老人比较‘古意’（即闽南语忠厚、老实之意），年轻人要跑一下子就溜了”；另一方面，具有福利身份的孤寡老人，每个月有稳定的来自官方的补助，意味着房东能够稳定收租。至于年老租客容易过世在屋里的刻板印象，十多年来，在这里从未发生过。曾有房客不适叫救护车，几天后病逝在医院。

　　对这些属于经济弱势的老人而言，按时缴纳租金已很勉强，更难得到良好的长期医疗照顾。在2017年5月推出的新政“长照十年计划2.0”中，“长照系统”的“社区化”是主要的发展方向，力求通过普及式的社区照顾、平价的长照服务，以实现“在地老化”。

　　在新政的驱动下，部分长照服务被纳入全民保险，包括居家照顾、交通接送等。至于住宿服务的部分，则开始有商业公司和商业保险介入。目前，老人租房与长照服务相结合的方案不断增多，服务对象和潜在的市场受众集中在有一定支付能力、子女无暇照顾的老人身上。

　　“青银共居”是新兴的概念，意为青年人和银发老人组成共居社区，老人传授青年人经验，青年人照顾老人，同时也能减轻自身租房压力。

　　位于台中的“好好园馆”是台湾较早开始进军“青银共居”领域的企业。“好好园馆”采取会员优先制，会员费200万元新台币（约44万元人民币），名额为50位。住宅预计2017年开始动工，2019年完工。入住之后，若不缴纳押金，需月付3.3万元新台币（约7300元人民币），包含租金与生活服务费。若是非会员，则需月付4.5万元新台币（约1万元人民币）。

　　“好好园馆”与台湾静宜大学合作，结合社会企业的员工照顾人力，其中设有青年服务宿舍，让附近的学生可减免房租入住，并提供一定的照顾服务。

　　另一个民间的提案“青银共住合作社”，则是个仍在构想中的方案：需要得到照顾的老人和需要租房的青年共同加入合作社，缴交社费与股金成为社员，青年为老人提供一定的照顾服务和陪伴，而获得一间房屋的居住权。

　　“青银共住”的出发点是积极的，但在落实上必然会存在同想象之间的差距，它需要官方与民间力量的共同参与、整合以形成一个值得信赖的平台，这个平台的管理标准、人力配置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仍处于开放的讨论之中。如何才能照顾到如黄千桓论文中观察的“无壳老蜗牛”，那些领取微薄低保金、租住条件恶劣的孤寡老人，则是当前这些新兴的老人租房试验方案所面对的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与挑战。

　　在台湾纷繁的租房议题讨论中，对外籍移工住房问题的关注，几乎一片空白。对外籍移工而言，有没有地方住是最关键的问题，怎么住、住得好不好、空间的自主支配权……在现阶段都是奢谈。

　　外籍移工在台湾的居住状态依工作性质决定。从事家政看护工作的移工一般都住在雇主家中，而从事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的移工一般住在集体宿舍里。外籍移工的住房问题并没有获得多少重视，台湾官方的住宅调查报告也不会将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纳入统计范畴。

　　一些外籍移工在台湾受到苛刻的管制，高额的中介费用、没有选择雇主的权利、超时工作成为常态，很多人为了偿还中介的费用和养家糊口，纷纷变身“逃跑外劳”，脱离原来的雇主，选择薪水较高、较自主的工作。

　　“逃跑外劳住哪里”也成了官方和雇主各自头疼的事。各地皆出台法规，非法容留逃跑外劳的房东会被处以罚款甚至判刑，也需要承担“逃跑外劳”因“非法”行为产生的费用。对移工的偏见和歧视使很多房东不愿意租房给他们，2012年，桃园县一个社区内一栋透天厝（即台湾常见的，由户主自行搭建的多层楼房）入住二十几名菲律宾籍的劳工，竟遭到社区居民千人联署反对，认为他们假日在社区公园的聚会“破坏社区居民安宁”。

　　在“外劳租屋资讯”网站上，全台湾各地愿意出租给移工居住的房子，加起来不到一百间，且全是集体宿舍。由此也可见，移工基本无法拥有自己单独的居住空间。

　　房价高悬，经济停滞，令年轻世代感到极端压抑，催生出了旨在重新唤醒人际温暖的共居实验。但共居或共生的想象，并不只能停留在同温层，当无壳老蜗牛和外籍移工的租房处境摆在眼前，如何和他们共居于同一个社会，如何让他们获得平等的居住权利，是拷问共居理想的真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