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舆情学及其应用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不断衍生出全新课题。针对一些党政干部对城市形象与舆情治理存在片面认知、缺乏舆情素养等问题，大瀚舆情与全媒体应用智库联合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湖南大学、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舆情与品牌形象协会、海南舆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多所高校及智库单位，近日在京举办首个舆情国家社科课题成果——梅文慧教授著作《中国舆情学》丛书分享会，同步进行“湖南国际形象塑造与传播能力提升研究”专题研讨。该丛书集合前沿理论与实务、危机应对案例、智库成果应用，辐射信息战、舆论战、声誉战、心理战、认知战等相关内涵及其对未来的影响，为识别与防控舆情风险提供了新视角和新工具。

　　新华社原副社长严文斌，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殷陆君，中央网信办社会工作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易涤非，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喻国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外联局原副主任程小林，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副会长王永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人民网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祝华新，香港文汇报原副总编辑尹树广，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副主任、人民在线总编辑单学刚，清华大学文创研究院副院长崔保国，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国家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董关鹏，中国青年报编委、时事评论员曹林，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著名研究员梅新育，中国石化新闻发言人、中国人民大学国企形象研究院院长吕大鹏等作了发言，王开文大使、北师大肖永亮教授等嘉宾到会祝贺，人民网、澎湃新闻、湖南广电等媒体代表列席会议，央企、智库负责人参与互动，清华大学沈阳教授团队进行了虚拟数字人演示。研讨会由湖南省委网信办原副主任屈贵全主持。

　　严文斌在“西方涉华叙事与认知操纵”主题发言中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在国际叙事拥有强大话语权和领先技术手段，通过各种途径开展国际传播，旨在改变目标国对特定事物的看法来塑造公共认知。他建议：一是解构叙事性质，追溯事实来源，改变他者叙事，提升自我叙事；二是强化与叙事相关的价值观，全方位呈现立体中国，理解而不曲解、正视而不臆测，有为与有效相统一，实现情感共鸣和认知共情，在传播中多讲国家间利益双赢交汇点和共同发展利益点；三是减少技术依赖、方法依赖、路径依赖和工具依赖，防止西方国家将人工智能变成意识形态斗争新工具。

　　殷陆君认为，《中国舆情学》一书刷新了三个认识：第一，人们常说舆情无学，管控舆情有学。只有无所不学，才能管控互联网时代的舆情。第二，研之有学，扎根有果。《中国舆情学》三部曲证明学科建设基础在实务，瞄准实践的靶心才能结出理论的果实。第三，深研有术，深耕有道。书中提出了中国舆情学的基本概念、主要范畴，理顺了新闻与舆论、舆情等相关理念的逻辑，为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作出了有益探索。

　　王永利结合外交官生涯及孔子学院相关舆情案例提出，舆情研究是传播学的一条新路，舆情管理非常重要。百年变局阶段，各种各样的舆论与新思潮越来越多，如何应对？需要舆情机构合作，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祝华新表示，要普及媒介素养，加强舆情培训。经济舆论场需要重建二级传播，建议舆情机构重点转到地方政府经济发展需要和企业政策解读，发挥内参作用。舆情服务可以更多对接风控部门，让企业与政府的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政策相向而行。

　　吕大鹏认为，丛书为舆情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和实用案例。企业在国际舆论场中应该展现担当，提升国家形象与企业声誉管理水平，期望舆情机构与企业在舆情处置和国际推广方面深度合作，共同推动中国企业形象建设和舆论引导工作。

　　喻国明认为，从0到1的创新主要由学者来完成，而从1到100的创新主要由企业家来实现。梅文慧教授带领团队创造性地对二者进行融合，将理论研究成果变现，成为中国舆情实践的有力抓手，这点实属可贵，对中国舆情学发展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当今圈群，如麦克卢汉所言，随着媒介持续深化发展，实际上人类在“部落化”，缺少意见补充的多元合意空间，应该重视破圈的传播机制，真实呈现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舆情场。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让我们的技能以及知识体系进入到一个相对陌生、充满不确定性的非舒适区，需要定义一种新技术所构造起来的社会新场景。

　　程小林结合近20年联合国工作经历谈到，近年来美西方国家拉帮结派打压中国，西方媒体在舆论场上几乎是一边倒的论调，是一种很严峻的状况。中国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要拿出我们很多软实力强项。在对第三世界进行影响和带动的过程中，对外宣传、涉外舆情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单学刚表示，这几年舆论场与网民心态有很多变化，一些视频、新型社区，包括敏感信息，绕过监管渠道和手段，实现私密传播。舆情恐慌与技能不足，给部分基层干部造成很大心理负担与精神压力。另外，AIGC使得大量虚假内容生产变得更容易，信息甄别与舆情工作更难。本书把舆情与城市形象管理积累、沉淀的笔作流传下来，现实指导意义很大。

　　崔保国提出，《中国舆情学》最大特点是阐述了在网络数字时代怎么把握舆情与舆情监督。全球比较，美西方标榜其自由公正，但对谣言信息、对反犹言论压制，无论从理念、治理基础还是治理手段存在很大问题，中国治理实施的成果和经验，有一定的普遍价值。本书创下产学研模式和新路子，其舆情学理论体系的突破值得肯定和尊重。

　　董关鹏认为，《中国舆情学》是一线应急公关团队舆情服务的结晶。近年哈尔滨、淄博等城市实现现象级传播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许多地方只设计“我怎么能火？”但没有设计什么时候中场休息、第二波、第三波，更没有准备好如何步步应对各种舆情台阶。当前如火如荼的文旅传播大潮需要舆情专业力量支撑，各种网络现象背后更需要全面梳理具有中国特色的舆情体系。

　　梅新育结合国际形势谈到未来舆情治理趋势，认为接下来一段时间非常考验政府治理能力。在过去20年时间里，我们解决经济社会矛盾，很大程度上依靠经济高速增长，但从2014年左右开始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动阶段，而且还会延续相当长时间。我们应对舆情、应对经济和社会矛盾，不能再指望继续沿用以前的模式，需要回归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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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林认为，传统舆情研究多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而《中国舆情学》则采用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能帮助政府、企业去防身，防止陷入舆情陷阱并规避塔西陀效应。在该丛书中看到了作者对人、对底层问题的关怀，有民情、常情、人情的新理念新表述。这种视角转变，可以更有效捕捉和解读舆情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动态。

　　尹树广认为，新闻、舆情信息第一属性应该是服务，服务对象不仅仅是政府机关，也有企业和普通民众。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媒体在做好宣传的同时，应该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使用易懂的语言，真正实现服务功能。

　　易涤非表示，对《中国舆情学》的内容很感兴趣，舆情研究贵在抓住真问题，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总结中国的做法经验，分析其利弊，而不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老话套话。舆论本质上反映社会矛盾，真正要解决舆情问题，就要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希望我们通过研究把处理舆情方法进一步优化。关于国际传播，我们怎么产生更多更新的类似TikTok这种平台？怎么在全球舆论场有自己的话语权？怎么不被“卡脖子”？值得进一步讨论。

　　《中国舆情学》作者梅文慧分享了历经十年磨砺的感悟，感谢赵启正、童兵、郑永年等领导及权威老师的指教让舆情学体系不断完善。丛书首提“大舆情”“社会情绪资本管理”等理念，探索构建包含舆评、稳评、法评、安评、环评、ESG在内的指数化全景风控与多维评估体系，跨学科共建舆情应急科学与工程体系，深化城市舆情学与行业舆情学等细分领域，通过IT与舆情数据大模型赋能舆情管理。这些已超越传统新闻与传播研究范畴，拓宽了舆情研究的应用领域，舆情学已成为显学，中国特色舆情学需要各界参与构建与完善。舆情学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为党群干群关系、基层治理、社会稳定、危机处置提供研判方法论，疏导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惶恐不安，同时为决策者提供民众真实诉求与内参建议。舆情学不仅在社会治理中彰显重要性及正向新动能，更以改变世界范围内的认知意识流而影响未来。舆情是一种表象，背后更多的是深层次问题，“情理法”并用是有效化解矛盾的中国制式。舆情机构作为政府与民意之间的桥梁，有利于提升涉事主体应急能力，切实化解危态事件，增强公众信任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