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玉渊潭东岸的钓鱼台，是首都著名的园林古迹之一，钓鱼台国宾馆就坐落在其中。这是领导人会见和宴请外国首脑的主要场所。这里看不到富丽豪华的大厦，听不到车水马龙的喧嚣，只能看到高高围墙上伸出的翠绿茂密的林梢，大门中央灰色假山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门前身着戎装威武挺立的武警战士。每当有外国元首到访，在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前导车及长长的车队风驰电掣般出现在这里，隆重庄严的气氛，给钓鱼台国宾馆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关于钓鱼台国宾馆，有许多值得说的故事。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要在北京建造一批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重大工程。考虑到届时将邀请多国首脑政要来华，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建一个有特色的高级国宾馆，供出席庆典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下榻。

　　外交部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立即成立了选址小组。选址小组几乎走遍了北京城郊。原本在东郊、西郊各有一处选址，后有人提议说宾馆应建在北京西郊，理由是：外宾下飞机后，从机场乘车进入北京城区，必然要经过广场及东西长安街，在饱览市容之后抵达国宾馆，这样他们就能领略到新中国及北京建设的巨大成就，对中国留下很直观的印象。

　　作为北京著名园林古迹之一的钓鱼台，相传金章宗完颜璟（金朝第六位皇帝）曾在这里钓鱼，故后人称金章宗钓鱼古台。站在此处放眼望去，玉渊潭全景尽收眼底。园内，玲珑的假山、曲折的小径和潺潺的流水组成了一幅天然的园林画卷。在玉渊潭与湖相连的潭边，还有一座大砖台，上面有乾隆亲笔书写的“钓鱼台”三字横嵌在正门之上，门内壁上还嵌有乾隆书写的《钓鱼台诗》石刻。古迹依存，新馆将立。选址小组初步决定，国宾馆的位置就选在西郊钓鱼台的遗迹上。党中央经研究讨论，最终批准了选址小组关于修建钓鱼台国宾馆的报告。

　　新中国著名建筑师张开济主持承担了钓鱼台国宾馆的设计工作。张开济，1912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1950年以后，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他曾先后主持设计了几十项大型建筑工程，为我国建筑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时值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还没有星级饭店的概念，而且钓鱼台本身就是风景别致的古典园林。主持设计的张开济说：“作为中国接待各国政要之处，建造这种别墅要体现出秀美，在赏心悦目的同时又要非常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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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宾馆的设计施工过程中，周恩来曾多次过问，而且经常到施工现场进行指导。由于时间紧迫，宾馆的建设工程几乎是边设计、边施工。当时的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每到夜晚，设计室内总是整夜灯火通明，有很多施工单位负责人在现场坐等图纸。经常是一幢楼的基础图纸完成时已在午夜，施工人员就马上拿到工地上，连夜放线、刨槽，真可谓分秒必争、急如星火。由于设计出图快，有时图纸设计上会出现一些错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永久的遗憾，有时还需要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返工。作为国宾馆工程的总设计人，张开济要经常出面与施工单位协调各种矛盾。

　　为了营造风格独特的园林建筑，钓鱼台国宾馆种植栽培了4万株花木，300棵油松，数百株樱桃、白玉兰、牡丹、紫罗兰等。一年的时间，宾馆内兴建了15幢浅灰色、米黄色和乳清色风格各异的别墅楼，集皇家行宫的大气与江南园林的秀气于一身。建成之际，周恩来视察时说：“人家搞的是大建筑，你们搞的是优美怡静的大环境。里里外外精雕细刻，整体上像是一座大的森林公园！这么短的时间，不容易呀！”

　　和其他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一样，由于时间紧迫，且北京当时的物力有限，需要调动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国宾馆的家具从上海定制，地毯从天津定制，丝绸料从苏州运来，餐具、工艺瓷器是景德镇定制……汇聚了全国的资源。

　　庄重典雅的钓鱼台国宾馆，是一座具有皇家气派的现代化超五星级园林别墅宾馆；更为重要的是，它记录了我国相当一部分重大国事活动，堪称为国家大事的晴雨表。

　　钓鱼台国宾馆始建于1958年10月，1959年8月全部完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宾馆，为尊重外宾习俗，宾馆内没有1号楼和13号楼。

　　国宾馆总面积42万平方米，园内绿化程度达百分之百。石榴园、桃园、海棠园、樱桃园散布四周，整个宾馆四季常青。园内每栋楼都设有团长套间、副团长套间、豪华套间和标准间，而且还配有高级厨师。同时还设有会客厅、会谈室、宴会厅和私人小餐厅。室内装饰豪华雅致，充溢着悠久中华文化的古色古香。整个宾馆共有350套完全现代化设施的客房。

　　古钓鱼台，经过几度兴衰，终于焕发了青春的光彩。自上世纪70年代后，这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名流。

　　1970年3月，柬埔寨的势力发动政变，通过了废黜西哈努克亲王国家元首职务的决议。柬埔寨虽然发生了政变，但周恩来仍以迎接国家元首的礼仪接待了西哈努克。当西哈努克乘座的飞机平稳降落在北京机场时，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停机坪前，除了外，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乎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到场去迎接他……对西哈努克的住处——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周恩来专门做了精心安排：古董、字画，各种典雅、整洁的家具一应俱全。此外还专为西哈努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挑选了一批可靠的服务人员。周恩来安慰西哈努克说：“请你暂时把中国当作你的第二个家吧。”从此，西哈努克成为了钓鱼台的“老住户”。钓鱼台国宾馆也成为了连结中柬友谊的桥梁。

　　6号楼位于宾馆北门的右端。1971年7月9日，一队轿车驶进钓鱼台国宾馆，车队在6号楼前停下，车上坐的是基辛格。他是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下午４点左右，周恩来总理来到６号楼，在客厅门口与基辛格微笑握手时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9年来第一次握手。”基辛格惋惜地感叹道：“遗憾的是这次握手不能马上公开。”从此，冰冻的中美关系开始悄悄地融化了。

　　18号楼位于宾馆的中心位置，三面用青瓦白墙围起，一面临水，自成一统，是专门用来接待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元首楼。两座铜狮伫立楼前，两扇铜门给人以十分庄重的感觉。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在检阅完仪仗队后，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红旗防弹高级轿车，驶往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夫人等在尼克松、基辛格及白宫随行人员下榻的18号楼前迎接。

　　从2月22日开始，尼克松、基辛格和周恩来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会谈。随后，基辛格与乔冠华开始在钓鱼台国宾馆逐字逐句地研究商讨公报。2月23日，周恩来与尼克松的会谈地点转移到了国宾馆尼克松下榻的18号楼。下午２点整，周恩来乘坐的红旗轿车进入宾馆，尼克松在18号楼门前迎接。进入宾馆后，尼克松主动而有礼地伸手帮助周恩来脱下大衣。当美国摄影记者咔嚓咔嚓拍照时，周恩来说：“多给你们总统照几张吧。”随即，周恩来和尼克松兴致勃勃地来到会议室，在会议桌两边对坐下来。这次会谈进行了４小时，比预计时间延长了一倍。

　　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布。尼克松在宴会上举起酒杯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建筑工人出身的田中角荣对国宾馆的建筑产生了兴趣。在宾馆会客厅，田中首相问：“这国宾馆大概造了有10年左右了吧？”“这是1959年建的。”周恩来笑着回答。田中兴奋地说：“日本也正在建造一座大型迎宾馆。”他还说：“宾馆造好后，请您做第一位客人。”

　　1986年10月，钓鱼台国宾馆18号元首楼刚刚修缮一新，便迎来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那天，汽车从机场驶入钓鱼台国宾馆，稳稳地停在18号楼前。从乘车驶进宾馆的那一刻，女王就发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从车窗往外看去，如烟的垂柳、弯弯的林间小路以及粼粼的湖光从眼前闪过，给人以诗情画意之感。女王走进18号楼，楼内的四季厅立时吸引住了她，让她感到心情舒畅，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感受到了中华千年古国悠悠灿烂文化……养源斋是宴请贵宾的场所。在养源斋会见并设午宴款待英女王和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特意到庭院中迎接女王一行，笑容满面握着女王的手说：“能请你们来很高兴，请接受一位中国老人对您的欢迎和敬意！”对女王说：以前香港问题是一个阴影，笼罩在两国的头上。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前景光明啊。

　　伊丽莎白二世的中国之行是愉快的。她结束访华后，特意让侍从给钓鱼台国宾馆写信说：“这次访华，女王感到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住得更舒适了。”

　　钓鱼台国宾馆２号楼，位于宾馆东门右侧，这里曾举行过举世瞩目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上世纪80年代末，钓鱼台国宾馆又拓展建成了一座园中园——芳菲苑。芳菲苑内的谈判厅，被誉为亚洲第一谈判厅。1991年，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与外长在此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会谈，使1989年以后一度冻结的中美关系开始溶解。

　　如今的钓鱼台国宾馆，正以崭新的风姿，笑迎着五洲的宾客，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默默地作着贡献。

　　这是一个令共和国三军仪仗队的官兵们永远难忘的日子。1986年9月16日，他们成了钓鱼台国宾馆的座上宾。

　　这天下午4点多钟，大队长于华礼忽然吹响了紧急集合的口哨，他高兴地告诉大家：主席要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款待军乐团和仪仗队。

　　当官兵们到达这里时已是傍晚时分。负责接待的外交部领导同志说：“李主席知道你们平日参加外交礼仪活动很辛苦，特意安排了今天这次活动。主席还没有到，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

　　不久，外交部部长高兴地来到宴会厅，他首先向官兵们致祝酒词说：“李主席让我转告大家，本来已安排好他来陪陪你们的，但刚刚又安排了一次外事活动，来不及了，只好向大家表示歉意。李主席委托我来陪同大家共进晚宴，并代他向大家敬一杯酒。希望同志们吃得高兴，吃得愉快！”

　　晚宴开始，国酒茅台打开了，女服务员为官兵们一一斟好。看到官兵们仍规规矩矩地端坐着，就手持酒杯走过来，指着周围介绍说：“今天的晚宴是自助，各种蔬菜、肉食和海鲜都在那一边，你们多吃些。”他与官兵们一一碰杯。有几个根本不会喝酒的战士说：“这酒说啥也得喝了。”

　　第一次当贵宾的官兵们也纷纷向敬酒，并表示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以实际行动感谢李主席的厚爱。饭后，兴高采烈地和官兵们站在一起合影，留下了让官兵们终生难忘的镜头。

　　在钓鱼台国宾馆，受到外宾高度赞扬的首先是这里的国宾卫士。在这里担任警卫任务的是武警北京总队的一个中队，他们是武警几十万部队的优秀代表。一茬又一茬的国宾卫士，以他们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为祖国树立了光辉形象。

　　“外交无小事”，国宾卫士的责任是重大的。担任值勤任务的卫士们，每人都有一双火眼金睛，在出出进进的车辆中，不管什么车，只要“证”不对，谁也别想进去。

　　一个国家的元首来华访问，当庞大车队驶进钓鱼台时，前边的有车旗，一目了然，可后面的随车没有车证，这就要凭脑子的记忆和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识别前来的车，而且必须准确无误地作出反应，是放行还是阻拦。

　　这一瞬间的反应，却是举足轻重的事。该放行的，阻拦了，很不礼貌，甚至引起外宾的不快；该阻拦的，放行了，则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事件。

　　当不符合放行条件时，外宾有被拦在界外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照样也遇到过这样的“礼遇”，万里委员长就碰到过一次。

　　那一次，是万里到国宾馆出席一个宴会，因故车子临时做了调整，车牌号仅末尾两个数字与原车号不同。结果当车驶到礼宾哨时，照样被拦了下来。当万里亲切、熟悉的面孔从车窗探出时，哨兵们才歉意地笑了笑，敬了一个礼。万里也高兴地摆摆手向哨兵致意。

　　还有一次，一位外国总统来我国访问。车队刚开进宾馆不久，紧接着又开来了两辆小轿车。带班员杨新岗一看车号不符，当即打出“停车”的手势。车停后，车上下来4位外国青年，他们以不太流利的汉语说：“我们是外国留学生，想进去见一见我们的总统。”

　　杨新岗很礼貌地说：“欢迎你们的光临，但你们必须先到贵国大使馆办理手续，才能进入。”这几位青年只好把车子开走了。但过了一阵子，他们换了一辆该国大使馆的车又回来了，还是没有被放行。这几位外国青年还是不死心，一个多小时后，他们以为岗哨换了人，可以蒙混进去，于是来了个“三进宫”，结果还是被拦住了。连续三次碰壁，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几位外国青年被礼宾卫士们的负责精神折服了，几个人只得重新回大使馆办手续去了。

　　就这样，单调的生活，机械的工作，呆板的动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切都显得乏味而缺少色彩，而礼宾卫士们每时每刻的动作都是那样无可挑剔。1984年暮春，美国总统里根偕夫人来华访问。离开北京前夕，在中国政府举行的送别宴会上，他从许多方面谈了自己的感受。当话题转到礼仪接待工作时，他微笑着竖起大拇指，由衷地称赞道：“中国的礼仪兵，准确地说就是国宾馆的卫士们，他们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士兵！”

　　从金代的郊游胜地、清代的皇家行宫，到新中国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钓鱼台已在历史变迁中走过800年的岁月峥嵘。它就像北京的一种特殊符号，庄严又神秘，成为人们记忆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