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南漂”攻读博士学位的四年时间里，我曾经在三个地方落脚：吴多泰博士国际中心、沙田好运中心棕林阁、赤泥坪村屋。它们分别位于九龙区九龙塘、新界东区的沙田市中心和沙田区的赤泥坪村。熟悉香港人文地理的同道们可能会看到我迁移的轨迹大概是自南向北、自“富人区”至“穷人区”。

　　如果要贴“关键词”，那么在香港的第一年应该是“自由”或者“轻松”，因为当时的我，或者说“我们”（同在香港读博的朋友几乎有同样的情感体验），都有一种做自己的零负担之感，大概当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无所拘束、纯然求知的外在条件。

　　2010年，从香港赤腊角坐机场大巴到校报到的第一站就是吴多泰博士国际中心。香港浸会大学（以下简称浸大）的校友，一般都会称呼它为 NTT，也就是“吴（Ng）多（Tor）泰（Tai）”粤语发音的英文首字母缩写。NTT其实类似浸大的“招待所”，或者校级宾馆，造访浸大的学者、教师、学生等访客大都会选择住在这里，因为就近，非常方便出入校园。

　　在香港求学的前三年，我都住在近便校园的NTT。浸大有三个校区，包括善衡、逸夫和浸会大学道。善衡校区在北毗邻广播道，也被人称为“五台山”，因曾有香港五大传媒在此立址；浸会大学道校区往南沿着喇沙利道和牛津道则是富人豪宅区，我们常会到这个区域的百家超级市场买些日用品或水果，也会“聚众”到业主会酒楼吃点心，这里通常慷慨地呈现出一种中上阶级的静谧和安全感，走在路上的我们会想象豪宅里的景象。

　　我所在学院的研究生办公室在浸会大学道校区八层，由于南面豪宅区楼层不会高过四层，所以站在办公室向南望去，目力所及，可到港岛太平山，视野非常开阔，给实际上是穷学生的我们一种超越现实、超越世俗的优越感。

　　住在NTT可谓闹中取静、十分便利。向西行走十多分钟，就能走到九龙塘地铁站，搭地铁到其他区域。向东翻过香港仔公园，可以到达九龙城，即旧时的九龙城寨，这里有非常多元的美食。由于如此近便，NTT的住宿实行限额申请制，研究生才可以申请住在NTT，其中，研究型硕士和研究型博士优先获准。虽然NTT年年涨价、服务范围年年收缩，但仍年年迎来络绎不绝的申请者。

　　但在NTT住宿的坏处也很明显。除了出入有严格门禁、朋友造访不便，除了common room（公共休息室）使用紧张、无法自主做饭，对我来说，最大的坏处就是需要跟别人一起共享一个“双人标准间”大小的起居空间，这意味着基本上没有隐私，并且如果室友与自己起居时间不一致的话，日间工作和学习也会紊乱。

　　在NTT“坚守”的三年时间里，我经历了五任室友的来去。有作息非常规律、需要到办公室“朝九晚五”的室友，有家住广州、平时大部分时间让我拥有自由的室友，有法国交换生、每晚四点才会上床睡觉，有幸运地申请到住宿机会的授课型硕士生、行事和作息都有些谨慎……

　　住在NTT的“标准间”体验，经常会令我想起郁达夫描写1920年代上海局促居住空间及其对窘迫人际关系塑造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走在办公室和NTT之间的路上，我经常会想到这篇文章和其中流露出的无奈之感。事实上，我从14岁就开始了寄宿生活，一直都和“熟悉的陌生人”们分享着个人空间，能够拥有一扇门、一个能自主掌握的空间，一个保证自己作息、工作的个人化时间不受到干扰的空间，一直是我的愿望。

　　于是，在第四年——申请延期毕业一年、用于修改博士论文——我搬离了NTT，终于实现了拥有一个可以关上门的房间的愿望。百般周折，我和在NTT相识的最后一个室友A一起住进了位于沙田市中心的棕林阁。

　　之所以说百般周折，是因为即将入住的房间转租自B，而转租的过程有些复杂。在香港租房，一般首租租约为一年，如果未满一年退租，则房东将收取两倍于押金的违约金。

　　为勉励外来人才为香港做出贡献，政府为非本地毕业生留取一年的返岗就业签注（IANG）机会，持有人可以在有效期之内不受任何限制地在港逗留，寻找工作或转换工作。通常IANG 期间是较为动荡的时期，一起毕业的人，有些人留下来了，有些人离开了，而且离开的时间不一。

　　能够在有效期内找到工作并续签的毕业生留港意志相对坚定，A 就是其中的一员，而 B 则选择了回内地，因为家里为她在当地事业单位找到了一份稳定的职业。于是，B 需要在租约期满之前解约，但因未到期限，参照当时她需要支付的押金（即一个月房租）数额，她需要额外赔付六千港币，对于普通学生而言，数额不算小。

　　对于动荡期的毕业生而言，转租是个费神但是节省开支的策略。每年的七八月份是转租的“旺季”，各大学校的留学生论坛以及豆瓣小组等社交平台上都会出现大量“寻人”或“寻租”线索。

　　好彩的是，我省去了从网络海量信息中费力挖掘的精力。B 正在租住的寓所包括三室一厅、一厨一卫，B 住在面积最大（约十平米）的房间，剩下的两室一厅分别住了三人，但隔壁面积最小的房间（约五六平米）长期闲置，租户实际上已经离港，并拜托了 B 帮她寻找转租的“下家”。急于搬家的我，住进了这个寓中最小的房间。

　　从九龙塘地铁站坐东铁线到沙田站，出站后就是沙田新城市广场。因为是一站式购物中心，这里吸引了大量来港扫货的购物者。穿过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群，七拐八拐，经由沙田客运中心，再进入沙田好运中心楼群，其中一座就是棕林阁。房间在24层，坐电梯只到22层，剩下两层要爬楼梯。我的小房间有一面墙、两面飘窗、一扇门，对于身高173cm的我，天花板伸直胳臂则触手可及，空间可谓逼仄。在沙田的宜家为新家添置了最廉价的家具后，我正式入住了人生第一个单人间。

　　然而在这间独立房间的居住体验并不如意。因为是延期一年毕业，博士奖学金已经停发，我通过帮导师做兼职助理研究员的方式来赚取少量校内雇佣工资（香港政府禁止内地学生在使用留学签注的同时获取高校以外的工作机会和雇佣合同），这样一来，除了继续写作和修改博士毕业论文以外，日常工作量增加。

　　为了完成每日工作量，我一般在早晨七点左右起床，稍事洗漱后，坐在小房间的宜家简易桌旁开始上午的工作，九点钟简单吃个早餐然后继续工作到十二点左右。中午在楼下的超市买些食物或者在茶餐厅简单吃个午饭后，再小憩半小时，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继续坐在简易桌前。晚饭后，上班的室友差不多都已经回家，合租房内开始喧嚣，我会下楼在离好运中心不远的沙田城门河边行走半小时。

　　原本想要寻找片刻的清静，然而这里的人似乎和我一样，来到城门河边只是为了躲避家里逼仄的空间，顿时使河两岸的公共空间也变得拥挤起来。毕竟好运中心附近的住房大多是公屋，典型的公屋一般是一家四五口分享40平米的蜗居，在夜晚逃离蜗居，城门河沿岸是不错的选择。

　　至少有了一扇门。于是在好运中心租住的三个月时间里，我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能够保证每日的工作顺利完成。例外情况也时常发生，比如三位室友的上下班时间不一，所以从早晨四点至七点、傍晚五点至九点，伏案工作的我经常会受到多次干扰，思路的中断或其引发的情绪焦虑都会使工作陷入死结，不得不提前结束，最要命的是无法顺利完成工作所产生的压力、更大的焦虑和衍生的负面情绪。

　　洗漱空间的紧张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为了能够在顺应自己节奏的时间刷牙洗脸、洗澡、如厕，虽然关上小房间的门，耳朵却要观察和想象着门外室友们的活动，趁其空档，抓住时机，才能不露声色地闪进卫生间。

　　对于合租房中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描述，我认为吉田修一的《同栖生活》显然比《欢乐颂》更真实。《同栖生活》描写了五个日本都市年轻人群居一寓的生活碎片，像拼图（或者说镶嵌画）一样，合租屋里职业各异的年轻男女每个人都似乎一个原子化的个体，没有守望，没有互助，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的同栖关系，有的只是共同存在，即使对话，也无关紧要，各自孤绝，保持距离，小说里提出了一种极端的情况：这种彼此孤绝的状态滋生而守护了罪行。

　　虽然我确信棕林阁24层的合租房中所发生的虚假互动和实质上的隔绝并没有吉田修一小说般的绝望和惊悚，但合租房中人际关系的冷漠和利己主义却是真实存在的。比如，淋浴间的隔水滑动门虽然是租来的“公共财物”，但却没人爱惜，（住在深圳的）房东也打定主意一毛钱都不会投资到这个合租屋上，似乎它早就被所有人遗弃，并用它的破损来报复使用它却不爱惜它的人。

　　夜半或清晨常会被甩门的巨响惊醒，因为如厕之人一点也不顾及神经衰弱的室友是否会被吵醒。乱，就让它乱吧；脏，就让它脏吧；差，就得过且过吧。这里没有《天水围的日与夜》中那般的底层邻里温情，更没有《欢乐颂》22楼里的那种中产阶级礼数。

　　住在棕林阁24楼的我，神经衰弱的程度日益加深，尤其是一天24小时永不停歇的人流和楼下客运中心电流般传导至房间的低频噪音，都让我觉得疲惫不堪。最后，某个的夜晚，顺着两面飘窗呼呼吹入的雨水在打湿了家具的同时，也淹没了我最后一点耐心。我准备换个地方，而且这个感觉强烈到了顶点，尽管不得不再次经历一次转租的艰辛。

　　我搬进了大浦公路附近赤泥坪村的一个村屋，靠近香港中文大学正门。从东铁线大学站下车，需要乘坐中大校内巴士坐到图书馆，再经过正门走到大浦公路上，顺路一直走到赤泥坪村的后村。路途遥远，远离闹市，潮湿且有野生动物（比如野猪、蜥蜴、蟒蛇）出没，草丛茂密，中间芭蕉，俨然都市中的大自然。

　　一般来说，住在赤泥坪村屋的租户大都是来自中大的学生，这里租金便宜，尤其是课业或者工作量繁多的研究生们大多会用合租上下铺的方式来进一步降低摊付的租金。相比其他村屋租户而言，我所租住的房间，稍显奢侈。

　　在沙田好运中心的小房间，我每月花2500港币付房租，这个价钱在香港（尤其是靠近地铁的地方）其实是蛮划算的。在赤泥坪的村屋，我每月用于租房的开销增加了一千多港币。即使这样，也心甘情愿：

　　一来避开了喧嚣的闹市，且用联校图书证可以自由出入中大图书馆工作；二来好朋友H成为我的室友，她的自律、乐观和开朗多少给我的阴霾晒进一些阳光和温暖；三来，论文写作期间的资料查阅活动也顺势得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展开，节省了很多往来路途的烦劳；再有，就是中大的食堂为我解决了温饱上的最低需求，节省了不少时间。

　　于是，在赤泥坪的房间、阳台，在中大的图书馆、资料室，我几乎完成了博士论文的补充和修改工作。

　　回首在香港以及回京后的租房经历，我发现租房对于从事信息或知识的生产或加工的原子化个人来说，已经超越了对空间的最低需求。在信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时代，由于知识劳动者的弹性劳动时间和去组织化的劳动状态，原本仅用来休息、娱乐和生活的再生产空间，实际上已经成为生产和再生产的双重空间载体。

　　换句话说，不管是研究人员、教师、图书编辑、媒体从业者、自由撰稿人、剧作者、学生还是其他从事知识生产的劳动者，“家”不仅仅是用来休息、睡觉、吃饭或玩乐的地方，“家”更是工作间，而这两种空间之间的切换不再由鲜明的物理区隔和组织机构划分所决定——工作还是休息，似乎更取决于个体的习惯、情绪。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从事信息生产和加工行业的劳动者认为去管束的弹性工作制应许了某种自由和自主。但实际上，劳动者依靠贩卖自己的劳动时间（消费也成为一种劳动）来赚取劳动报酬这一基础并没有改变，劳动时间越多，资本所能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而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时间仍是他们仅有的资源。

　　在知识劳动中，劳动者同样依靠贩卖自己的劳动时间来生产价值。看似不需要朝九晚五或打卡坐班的人，他们实际上正在家里进行劳动，而这种劳动也不像健身房教练一样的体力劳动——下班后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从事信息或知识的生产或加工的劳动者处于永远准备生产或进行生产的状态中。所以，租来的居所，无论是租来的“家”还是咖啡馆或众创空间中所租用的流动场所，都在时空上将个体的劳动原子化了。

　　在我看来，这些原子化的劳动者，非但不应该陶醉于可以自主选择劳动时间和空间的虚假自由意识中，反而应该反观自己这种原子化的状态及其后果。金年会棋牌官网